说唱歌词等于犯罪证据?说唱音乐再背黑锅!

作者 | 尹菊          编辑 | 范志辉

1959年,乡村歌手Marty Robbins发行了歌曲《埃尔帕索》(El Paso),讲述了一个深陷爱河的牛仔杀死情敌,最终自己也被杀死的悲剧故事;1973年,雷鬼乐之父Bob Marley发行了歌曲《我射杀了警长》(I Shot the Sheriff),歌中同样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名男子射杀警长的故事。 

早在二十世纪,暴力、谋杀、犯罪就成为了流行音乐的共同主题之一。前者凭借着《埃尔帕索》(El Paso)获得格莱美奖;后者因为《我射杀了警长》(I Shot the Sheriff)声名鹊起…… 

但奇怪的是,当说唱音乐遇上暴力、谋杀、犯罪,其歌词却会被当作呈堂证供。即便它可能与《埃尔帕索》(El Paso)和《我射杀了警长》(I Shot the Sheriff)一样,都属于虚构故事。 

近年来,在Tekashi 6ix9ine案、Lawrence Montague案和Young Thug案等案件中,说唱歌手被控重罪,其中歌词屡被当作犯罪证据,这也引发了美国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,并随之展开行动。 

11月初,来自三大唱片、Spotify、TikTok、Live Nation、KOBALT等平台的艺术家、行业领袖和自哥伦比亚、哈佛、普林斯顿、斯坦福和耶鲁等大学的法律和人文在《纽约时报》和《亚特兰大宪法报》发表了一封名为《被审判的艺术:保护黑人艺术》(Art on Trial: Protect Black Art)的公开信,呼吁限制在美国法庭上使用说唱歌词作为刑事证据。  

那么,为什么说唱音乐总是被“揪辫子”?引入歌词进行断案到底合不合理,“因词获罪”对于说唱歌手及说唱界又意味着什么? 

长久以来的说唱审查

事实上,音乐审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。在守护人民耳朵这件事情上,各国有相同的需求和宗旨。 

纵览音乐发展史,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审查举措,将音乐活动置于法治框架内。譬如,斯大林时期设立了乐曲审查办公室,审查演奏会曲目、待出版的曲谱集、歌剧乐谱、电影配乐等;美国开创音乐分级管理先河,通过审查对音乐的负面社会效应实施强制性补救;我国则是按照不同组织的具体职能分工赋予了不同的音乐审查权责。 

其中,说唱音乐往往成为各国重点审查对象。因为根源上的抗争性和反叛性,加之对社会的犀利洞察与尖锐批判,说唱音乐属于挑衅性、攻击性极强的硬核音乐。但并不是社会所有的real面都能被搬到台面上大谈特谈的,何况是以如此直给的方式。 

这还与说唱音乐总是离不开药物、毒品、暴力这些危险元素有关。 其中不得不提到匪帮说唱(Gangsta Rap)这一风格。1987年,Ice-T在歌曲《6 'N the Mornin》中用一个犯罪者的角度将枪支、毒品等犯罪元素融进歌词,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风格——匪帮说唱。 

尽管许多说唱歌手公开表示,他们对毒品、暴力的提及和其他非法活动一样是说唱艺术表达,事实上,Ice-T及后续匪帮说唱的代表人物如Eazy-E、Biggie和 2Pac等人的创作皆来源于真实经历,关于豪车、枪支、金钱、毒品的匪气是真切的。 

2016,学者Dianna T Kenny和Anthony Asher在《流行音乐家的预期寿命和死因:流行音乐家的生活方式是毁灭之路吗?》(Life Expectancy and Cause of Death in Popular Musicians: Is the Popular Musician Lifestyle the Road to Ruin?)中统计了不同风格音乐人的死因,发现rapper有一半死于凶杀,2014年之前死于枪杀的rapper占一半,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。在某种程度上,这也印证他们的创作与真实生活密切相关,歌词里的酒精、毒品、暴力并非完全虚构。 

此外,说唱音乐中不雅内容及脏话比比皆是。早在2013年,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学者孟玮对2002-2012年Billboard Top Rap Songs歌词进行了分析,其发现说唱音乐“厌女症”盛行,女性屡屡被叫带有侮辱性的称呼。2017年8月,大数据文摘从网易云音乐和虾米音乐的“嘻哈”标签和嘻哈音乐排行榜抓取了5700余首嘻哈歌曲,分析了将近300万字的歌词,发现Rapper的最爱是票子和妹子,爱用“fuck”、“bitch”、“shit”,在歌词中表达的情绪多是负面的。 

尽管说唱音乐不是唯一带有暴力、性和脏话的音乐流派,也不是每一首说唱歌曲都包含此类信息,但说唱音乐的相关内容往往更甚,更容易让人感到冒犯和不适。 

这也不难理解,为什么说唱音乐是审查的“重灾区”。 

大致来说,对说唱音乐的审查往往来自行政层面,尤其发生在与主流价值观及公共利益的冲突之际。相关部门往往会通过立法规制、行政监管等方式进行审查和治理。 

譬如PG ONE夜宿门及歌词事件后,其作品被全网下架并封杀,还直接导致了文化部门对说唱文化的严格审查管控,引起演出停办、歌曲下架等连锁效应。在2020年,国家文旅部发布《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演出市场管理的通知(征求意见稿)》,从政策层面指出要“加强重点演出票务监管,对音乐节庆类演出活动,要重点对电音类、说唱类节目进行审核把关”。 

与之相应地,行业协会、大众传媒、娱乐演艺机构等组织自觉或被动审查。2021年9月,中央宣传部印发《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》,《通知》要求进一步强化行业管理,加大对违法失德艺人的惩处,禁止劣迹艺人转移阵地复出。 

除了全网下架作品、全平台封杀说唱艺人之外,还存在删改歌词、脏话一如既往被【哔】掉、年龄分级限制、警告标签等较为温和的处理方案。 

值得注意的是,大众对说唱音乐传播也有相应的价值期待,这既是对说唱媒介文本的公共性要求,也是对说唱歌手个人的形象监督。比如3Bangz、高天佐、光光、小口酥等说唱歌手被爆出黑料,这些黑料涵盖了从歌词辱女、暴力问题到歌手情感纠纷等方方面面。在巨大的舆论压力面前,涉事的说唱艺人选择发布道歉声明、清空微博,甚至暂时退圈。 

可见,在不同的历史时期,不同国家或地区对音乐都实施了审查,说唱音乐虽然不是唯一被审查的音乐流派,但它的确走得更不容易。 

说唱歌词当法庭证据,为什么是危险的?

尽管大家对说唱音乐内容里提及到的性、药品、暴力等是否会直接影响社会公共利益,尤其对青少年的成长不利有争议,但文化部门有这方面的担忧不无道理。 

有些审查是必要的,也是大众可以接受的。起码它释放的信号表明,对于说唱音乐,并不是完全否定的态度,只是指出了目前行业里亟待规范的一些问题。但在法庭审判中对说唱歌词进行审查,实属矫枉过正。 

实际上,说唱歌词越来越多地被司法机关用作不利于被告的罪证。据华纳音乐称,专家在公共记录中发现了500多起涉及说唱作为证据的案件,而只有四个非说唱歌词被作为证据提交——其中三个案件被驳回,一个在定罪后被推翻。这意在说明,法院、控方正通过司法力量将说唱定义成罪证,而不是艺术。 

毫无疑问,这类只针对说唱音乐的严厉审查是不合理的、不被接受的,甚至是危险的。 

首先,音乐艺术是创造性的表达,不是犯罪计划的蓝图。2005年说唱歌手Vonte Skinner入狱,其作词笔记本作为呈堂证供。尽管这些血腥、暴力的说唱歌词没有提及具体的枪击事件或实际受害者,它不是一份“回忆录”,而是在犯罪发生前数月和数年写成的,最终他被判犯有谋杀未遂罪,直至2014年新泽西州最高法院才推翻了这项定罪。 

显然,这种做法是在用说唱歌词做推理“游戏”,将创作定义为真实威胁。 

此外,这种审查传递着有关部门对说唱音乐的偏见与误读。我们不难达成共识,说唱音乐可贵的是说唱精神,它不全是阴暗的拜金、枪支、毒品、厌女,它也不只是为了娱乐。说唱表达,它为更多原本被忽略的、忽视的、看不见的人与事物发声,它与阴暗面抗争,也同自我抗争。 

恰如说唱团体Public Enemy的领军人物Chuck D所言,“说唱是黑人的CNN”。 对于黑人及其它处于弱势的社会群体和族裔而言,说唱则是为他们发声的“喉舌”。 

通过说唱,他们讲述个人故事,展示现实世界,表达个人政治意见。它传递着年轻人,尤其是非裔和其他少数族裔年轻人的沮丧与破碎感,这种沮丧与破碎感并不是毫无价值的。 

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研究人员在《流行说唱音乐中心理健康话语的内容分析》(A content analysis of mental health discourse in popular rap music)一文中指出,诸如 Drake、Post Malone、Juice Wrld、Eminem、Lil' Wayne、Jay-Z、Kanye West等主流说唱歌手的打榜金曲中,有越来越多直白的情绪表达。他们在歌曲中正面谈论和解决心理健康会影响年轻人的态度,或如何看待面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自己。 

更令人不安的是,这背后存在潜在的种族问题,它可能是对少数群体和社会边缘人的偏见,最终负面的内容转变成为人们对说唱音乐及少数群体的刻板印象。

很显然,说唱音乐作为一种黑人音乐类型,它的半壁江山是黑人打下,也是黑人在守。当检察官、法官自然而然用歌词来验证自己对黑人暴力的预设,本身就是对黑人的歧视。 

2014年,前洛杉矶检察官Alan Jackson在Tell Me More节目中坦言,“如果我们怀疑某人犯罪,并且在他们手中发现了说唱音乐、说唱歌词等,这往往会证实我们对那个人的其他证据”,他的确也在自己经手的谋杀案中引入了说唱歌词作为证据。实际上,这反映了检察官使用多种策略来引入说唱歌词并确保定罪。 

这与美国法律研究员Charis Kubrin等人的实验研究结果一致,他们在《Rap音乐的威胁性》(The Threatening Nature of ‘Rap' Music)一文中指出,美国人更有可能将说唱歌词标记为具有威胁性,美国刑事司法系统借此用说唱歌词起诉有色人种,陪审员对说唱音乐的流派、惯例不熟悉或存在刻板印象,更容易做出偏见判断。 

这种错误的制造偏见的不公正方式逐渐引起争议。今年涉及当红说唱歌手Young Thug和Gunna的 YSL RICO 案(Young Slime Life厂牌成员涉嫌违反《受敲诈勒索和腐败组织法》)更是给了艺术家们推动变革的动力。除了华纳音乐此次的请愿外,在今年年初,说唱歌手Jay Z 和Meek Mill、 Killer Mike、 Fat Joe、 Robin Thicke等人就一起联名推动纽约立法,限制说唱歌手歌词被用作犯罪案件的证据。 

此前,社会各界也意识到了在审判中审查说唱歌词的威胁性与危险性,纷纷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发力、谋求变革。2021年11月,纽约市参议员 Bran Hoylman 和 Jamaal Baily 向参议院提出管控及阻止检察官及法庭采用说唱歌词作为呈堂证供;2022年8月,来自佐治亚州的黑人民主党国会议员汉克·约翰逊(Hank Johnson)提出了《恢复艺术保护或说唱法》。 

把说唱歌词从音乐中分割出来并宣布写词的人有罪,这不是对说唱音乐的公正对待,也难使众人信服。 

结语

尽管有检察官辩称暴力歌词可以成为嫌疑人精神状态的线索、是一种调查工具,将其作为犯罪证据有实际价值,但说唱歌词=认罪、剥夺说唱音乐人讲故事的权利,无异于饮鸩止渴。 

这种针对说唱音乐的无理审查,只会激起更多的“对立”之心,让那些原本不支持暴力、性、毒品等歌词的人因为对自由表达和人权的支持而转变态度。 

归根结底,让说话者如履薄冰,便是虚假的自由。但愿,歌词是rapper的武器,而不是杀死rapper的武器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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